文/江大桥 来源：荣大一姐 昨天，柳传志在联想内部讲话，回应关于 3GPP 投票事件，像是发了一篇大字报：回忆创业时艰，白手起家，在外敌环伺的时候，扛起民族工业大旗，强调联想投票顾大局、识大体，牺牲自我，支持了华为，连任正非都感激联想，舆论想把“卖国的帽子扣在联想身上”，绝对不能接受。 联想和华为从来都是被放在一起比较的企业，联想的“贸工技” 和华为“技工贸”代表了中国科技企业在发展的两条典型路线。 近年来，联想发展停滞，转型失败，手机等新业务毫无亮点可言，死死地抓着萎缩的 PC 业务不放，市值蒸发 60%，被踢出恒生指数，舆论怒其不争，指责杨元庆 “用榔头都敲不醒”。 华为则是另一番光景，平均每年 10-15% 研发投入，2017 年，投入 879 亿，全球仅次于亚马逊和谷歌。高投入带来了高回报，销售 6000 多亿，手机全球份额 10%， 国内第一，24%，任正非作为典型，2016 年被请入国家科技创新大会作报告。 市场变幻莫测，两条路本是企业家基于自身条件，因时因地，做出的选择与判断，结果不可预料，只有企业家自担风险。若是成了，自然是鲜花和掌声；若是败了，也只能自尝苦果。 但是，中美贸易风云变幻，中兴的芯片事件让国人突然意识到创新能力短板。经济问题被泛政治化和道德化解读。此时，两年前的 3GPP 投票事件被人挖出， 一时间，舆论沸腾，联想的“贸工技”模式不仅被解读为“买办”模式，投票反对华为更被解读为卖国。 中国创新落后的锅，不完全要由企业来背。 一般来说，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是和研发强度相关，即 R&D，也就是所谓的研发投入经费和国内生产总值实际上之比。OECD 等创新型国家的发展在科技研发的投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R&D 强度从 0 到1%，这个阶段较为缓慢；第二个阶段，从1% 到2% 较快，被称为科技起飞；第三个阶段，R&D强度是进本稳定到2%~3%。 其中，第二个阶段较为关键，被称之为科技起飞阶段，R&D 强度在2% 基本可以称之为创新型国家。各个主要创新型国家跨越这个时间不尽相同，基本是在 10 年左右，日本最长 19 年，韩国最短 5 年。中国并不算慢，1997 年研发强度为 0.56%，开始起飞，2002 年达到1%，进入第二阶段，2013 年，R&D 强度为2%，11 年完成科技起飞阶段。 但是，从结构主体来看，中国的研发投入主体极不正常。一般来讲，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都是由政府承担大部分科研投入，然后再是政府和企业并行，最后企业占主导。 以美国为例，1950 年， 美国R&D强度达 1.0%，此后 20 年，投入比例一直超过 50%， R&D经费来源主体，1981-1990 年，虽然企业开始超过政府投资，但是差距并不大，处于并行状态。其他 OECD 创新型国家，也基本保持此类情况。 但是，从 1997 年开始，企业的研发投入就是超过政府投入。这只能解释为政府在研发投入上严重滞后。以 2004 年为例，政府投资只有 26.6%，到 2006 年，居然还降到 24.7%。 研发投资主体畸形后果是严重的。研发一共分为三类，基础研发，应用研发和实验发展研究。基础研究是一种理论性和实验性的研究；应用研究是为了获取特定知识进行的研究；试验发展研究是利用知识生产产品所做的研究。 由于中国企业是研发投入的主体，只能盈利为导向，所以在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上的不足。 2000-2010 年为例，中国基础研究占比为 4.6-5.7%，应用研究为 11-20%，试验发展为 74-84%， 而美国三项为 17%~19%、17%~22 、60%~63%。 特别是在基础研究生，美国的百分比是中国的3-4 倍，而基础研究是的科学研发的重头戏，但是由于不能直接获利，所以投资主体应当是主要是政府，但是由于中国政府的缺位，基础研究的投入一直不大。 中国官产学研发支出还有一个特点，本应在基础研发中做为主体的高校的存在感较弱。由于计划经济的原因，在主要经济体中，只有中国和俄国，政府科研机构的研发支出是超过高校的，更要命的是，高校中基础研究的比例还是偏低。2012 年，中国高校 R&D 研发支出在基础研究上竟然只有 35.3%，而美国高校一直在 70% 以上。 中国创新能力不足，并不是企业的问题，而是研发投结构扭曲的结果，其本质是政府在基础性研究生投资的缺位所导致的。 一味的苛责中国企业进行研发投入是无意义的，华为能够凭借研发和创新，脱颖而出当然是好事，但强行以爱国之名干涉企业家决策，恐怕只能徒增经营风险罢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