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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女性在YouTube上留下 ...

2018-3-25 07:53| 发布者: | 查看: 37| 评论: 0

摘要:   十八年前,一个叫陆幼青的男子在网站榕树下留下了他进入癌症晚期后的生命记录;十八年后,癌症仍未被攻克,一群女性在不幸成为其目标后,选择在视频网站 YouTube 上留下生命的最后几笔。她们的作品带给人的不是 ...

  十八年前,一个叫陆幼青的男子在网站“榕树下”留下了他进入癌症晚期后的生命记录;十八年后,癌症仍未被攻克,一群女性在不幸成为其目标后,选择在视频网站 YouTube 上留下生命的最后几笔。她们的作品带给人的不是沉甸甸的叹息,而是勇往直前的动力。

  “这个视频我试录了很多遍,但就是不知说什么。”接受采访时她如是说。

  不用再告诉我们她已罹患绝症。她的光头和那未完工的视频——《我的癌又恶化了》——已经说明了一切。

  关键是所有的手段都已用尽。

  2017 年 5 月,15 岁的索菲亚·佳儿在 YouTube 上用 8 分钟的视频宣布了这个消息。如今,该视频的观看量已超过 100 万次。

  这位澳洲少女双目碧蓝。她本该阳光灿烂、热情洋溢,如今,在镜头前,在粉色的床上,在那顶针织小帽下,她却在啜泣。

  自 2015 年 6 月来,佳儿一直在与某种罕见的骨癌作斗争。她本以为好转了,但最近的检查结果却不容乐观。癌症已扩散至双腿,并且医生说了,对她而言放化疗手段太猛,不能用。“我就想放个大假去环游世界,然后尽力享受人生。”她对着镜头,点缀着雀斑的脸却沉了下去,“因为我不知还有多长时间。”

  从确诊数月后至今,佳儿隔三差五就会上传一段关于癌症生活的视频。不到两年,她的忠实订户就已超过十四万五千人。这些人纷至沓来,争相留言,有的评说她的勇气,有的则鼓励她继续坚强。

  当然,不是所有的视频内容都令人心碎。曾有四个礼拜之久,佳儿的作品都弥漫着一片欢腾:她在埃菲尔铁塔上尖叫,在纽约的购物狂欢中深深享受……其实这类令人艳羡的旅行视频在 YouTube 上已经烂大街了,但佳儿的不同。因为镜头前的她正在慢慢死去。

  不止是佳儿

  越来越多的年轻影客们选择用 YouTube 记录她们的生死旅程——从诊断,到就医,再到亲耳听闻“判决书”。其中,塔利亚·乔伊·卡斯特拉诺无疑是最家喻户晓的一位。在为期两年的 YouTube 生涯中,她收获了 140 万订户。她们见证了她与神经母细胞瘤的日夜争战,也爱上了她俏皮生动的化妆教程和少年老成的幽默感。

  2013 年,卡斯特拉诺去世,此时距离她的 14 岁生日仅有一个月。

  “这已经不再是电视真人秀,而是对真实生活的真实记录。结果嘛,要么是生,要么是死。”心理健康专家斯科特·德霍第如是说。

  有一点无疑值得思考。在这个以媒体为中心的时代,“把癌症做成内容”已成为一种特有现象,而我们爱上、失去并哀悼的某个人,只是一个屏幕后的人。

  其实,当卡斯特拉诺刚入驻 YouTube 时并没打算成为癌症记录者。她只是想与观众交流化妆经验。当时她的病刚确诊,于是一位亲友教她涂抹彩色眼影和口红,以便转移注意力。后来她自学了化妆,本领到家后她开始在 YouTube 上分享教程。头角渐露后,终于有观众关注她光头的缘由了。于是她决定开诚布公。“她开始着手提升人们对儿童癌症的认知,结果,她的频道火起来了”,她的姐姐、现年已 23 岁的马蒂亚说。

  2012 年,卡斯特拉诺凭借影响力登上艾伦秀的舞台,并成了某化妆品公司的名誉封面女郎。

  结缘 YouTube

  “(以前)每天早晨在医院醒来后,我都无所事事。所以基本上一整天,我都呆在 YouTube 上看别人的作品。”在谈及制作视频的动力时,佳儿如是说。“最后我想,如果自己做,能有多难?”

  2015 年初中毕业后的那个暑假,玛丽·道尔顿被诊断出患上了罕见的儿童骨癌——尤文氏肉瘤。后来她开始记录自己的癌症之旅。“我一直喜欢 YouTube。后来生病了,我真的很孤单。因为没有多少机会跟人打交道了。”她解释着,并说自己的灵感就源自卡斯特拉诺。

  拍摄和剪辑很快成为道尔顿在艰苦治疗中的常规活动。由于乐趣颇多且成果颇丰,道尔顿一直专注其中。“鼓捣视频成了我的日常,”如今已 17 岁的她说。“这很有益于我的治疗。”

  再来说说拉切莉·阿尔可贝。2015 年,还在读大四的她发现自己罹患了霍杰金淋巴瘤后,随即便决定将今后的整个过程公之于众。

  实际上,确诊当天她便开始录制视频了。“手机一掏,我就开始了。”她回忆说。当时的场景是这样:霓虹灯打在脸上,欢快的流行乐在周围砰砰作响,面对屏幕,阿尔可贝这样开口道:“我在跟朋友们打保龄球……今天我刚发现,自己得了霍杰金淋巴瘤。”她说着,脸上露出困惑而焦虑的微笑。“我有点震惊,但我有最不可思议的朋友。”

  同一天,她又用镜头记录了与朋友一起跑腿的情形,记录了全新的饮食,也记录了赶飞机去见某血液学家的过程。视频最后,阿尔可贝在床上与挚友紧紧相拥,直到她充满希望地微笑着说:“一切都会好起来。”

  这段视频名为《癌症确诊后,我的一天》。发布该视频时,阿尔可贝仅将 YouTube 看作是记录平台,可以借此及时让亲友知悉自己的健康状况——如果可以,最好能借此结识其他遭此不幸的年轻人,也让她们“有枝可依”。然而不久后,就像道尔顿、佳儿她们一样,订阅者们冲着阿尔可贝的频道蜂拥而至。她们发现,这类视频对自己的人生而言,意义之大超乎想象。

  为何人们会对一个绝症孩子的故事趋之若鹜呢?对此卡斯特拉诺的姐姐马蒂亚是这样认为的:“她给人们带来了希望。看到这个不久于人世的小女孩有如此积极的态度,这确实令人振奋。”

  那些正搏击癌症的人、正与抑郁症缠斗的人,甚至那些只不过遭遇了分手的人,都会给卡斯特拉诺留言,让她知道她的帮助有多大。正如道尔顿说的那样,“当你目睹某人的战斗是如此繁重而你从未经历过,你就会明白:自己一定能走出困境。”

  这种领悟对观众来说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很多姑娘唯恐发型糟糕从而招致霉运,”行为健康专家佩格·奥康纳说。“但发型糟糕也有大小之分。像‘刘海太长’和‘大把掉头发’,它们之间的差异就大了去了。”

  助人即助己

  癌症确诊后的反应纷乱如麻,“混乱感”只是其中之一。很多人会觉得人生被随意摆布,你根本无能为力。可如果她们有追随者并且能对追随者产生积极影响,那她们的负面感觉就会减轻。“我渐渐觉得苦难也有某种价值,它们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阿尔可贝说。

  与此同时,若能把自身的故事交由她们自己处理,也同样能重振她们的身心。譬如,对那些未成年患者而言,很多事情(包括治疗方案)都由不得她们,但好歹,制作视频尚能令其对自身生活保持一定程度的掌控。正如道尔顿所说,“即使发生了很多可怕的事儿,但有了 YouTube,我便能将这些事儿变成视频,变成艺术。我能将作品以自己的方式与人分享。这让我觉得:我还能应付得来。”

  一般来说,道尔顿都是用数码单反拍摄视频。她会以跳切等方式剪辑,并在其中加入特写、音乐和旁白。总之,其作品有一种着意追求的艺术性。

  根据欧康纳博士的观察,道尔顿等人能通过视频制作获得某种“自主权和能动性”。透过其作品,观众看到的是一个个成熟的个体,而不是卧床不起的病人。“视频中的年轻人就是一群风趣而有思想的、典型的青少年。她们也有跟健康人一样的小烦恼。”她说。

  20 岁的克莱尔·瓦恩兰目前正在跟囊胞性纤维症(简称 CF)奋战。她独自生活在洛杉矶,除了经济上自给自足外,手头上还经营着一份名为 Claire’s Place 的基金,专门用来资助有 CF 患者的家庭。YouTube 上的观众能见证这些对她而言很重要。“人们从没见过病人还能像正常人那样有所作为。”她说,“没错,我得了绝症。但这就意味着我的生命从此毫无意义了吗?让病人知道自己不是只能等死而已,这一点很重要。”

  硬币的正反面

  当然,不管病得多严重、多值得同情,网上出名都会带来消极的影响。虽然大多数评论都持支持态度,但上述女性也确实引来了仇恨。佳儿就记得有人评论说她是在“装病,应该为此事坐牢”。“我倒希望这是事实。”她说。

  2015 年,加拿大化妆师瑞格达·耶哈被诊断出晚期胃癌,寿命还有 3 个月。从那以后她就边治疗边拍视频了。至今她还记得,第一份视频上传后有个家伙这样留言道:“还那么在乎脸上的妆干嘛?你都快死了。”接着还有人在下跟帖说:“我有药方!买了吧!”

  此外,需要定时发帖也让她们倍感压力。“在 YouTube 上大红大紫有点像与恶魔共舞。”瓦恩兰说,“为了保持浏览量、向人们提供他们想要的内容,你必须大量制作。而这样一来,你就很难做出真正有意义的视频了。”

  线上与线下的关系

  瓦恩兰是在 17 岁时开通“关注 CF”这一频道的。凭借《解密·在昏迷中死亡》和《濒死 101》等视频,以及她本身的个性魅力,她很快赢得了 20 万订户。

  但后来,瓦恩兰因故停更了一年。这下,那些投入了巨大关注的观众们坐不住了。最近她总算“全新上线”,可之后却发现:每个旧视频下都有几百条询问她境况的留言。“如果在谷歌上搜索我的名字,最先跳出的就是‘克莱尔·瓦恩兰死了吗?’”她说,“很多粉丝都认为我停更就意味着我死了。我觉得这可以理解。”

  每天这些病患都会收到数百条留言(有些还是向其寻求治疗建议的),对她们而言,回复留言令其不堪重负。不过耶哈是个例外。43 岁的她不属于“屏幕一代”,因此对她以及同龄影客而言,制作视频的真正吸引力在于:一、交换信息;二、联络情感。与道尔顿的精心策划与阿尔可贝的内容丰富不同,耶哈的视频都很简单。她就是用手机录一段自拍,稍稍剪辑下就上传了。视频中的她常常就那么坐着,像扯闲篇儿似的跟观众聊天,说说最近又有哪些疗法和饮食起效了。当然,她也会建议有好奇心的患者去研究,以便在治疗过程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观看这类视频的多是年轻人。他们或许是头次见到重病患者,而且不可避免地,大多数观众都把观看过程中的喜怒哀乐给内化了——就好像他们真的认识屏幕后的人一样。“他们失去的或许就是一个从未见过的人,但这种损失却是真实的。”德霍第说。

  这未必是坏事。因为起码,在网络上观看不完美的生活,要比盯着社媒帖子庸人自扰来得强。要知道,目睹别人的人生、考验甚至死亡,能驱使观者不再聚焦自己的处境。

  尽管题材沉重,但这些影客与观众之间的关系却是绝对正面的。有些影客甚至觉得:在 YouTube 上收获了友谊和特别的体验后,那些厄运几乎“物有所值”了。“YouTube 像个小家庭。”18 个月前进入缓解期的阿尔可贝说。今年她打算结婚,而所有的准伴娘都是通过社媒结识的。同样地,道尔顿也通过 YouTube 结识了挚友——一位 18 岁的 CF 患者。至于卡斯特拉诺,她最亲密的网友们至今仍与其家人保持联系,而家人们则创建了一家儿童癌症基金会。这逐步医治了他们的身心。

  “我们看着她的粉丝在网上长大,他们不断告诉我们自己多么想念卡斯特拉诺,以及她如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马蒂亚说,“他们会来佛州看我们,有时还会服务基金会。总之,人生有他们,我们真的很感恩。”

  我走了,我来过

  从某种程度上说,YouTube 似乎在纵容卡斯特拉诺(们)“欺骗”死亡。任何时候她的家人及粉丝都能回看她的视频,就好像她还在这里,涂着荧光眼影,然后嘴巴咧到耳朵根,粲然一笑。

  这也是耶哈最近老琢磨的。“我有个大家庭,我能把这些视频留给他们。”她说,“他们可以看着我开心的样子。我笑故我在。”

  情况理想的话,有些女性可以完全康复并将今后的作品聚焦于自己的逃生史。而道尔顿就是这样的幸运儿。她现在已经脱离癌症,读了高三,还打算从事电影制作业。“YouTube 完全改变了我的择业观。”她说。

  而佳儿和瓦恩兰就没那么幸运了——她们知道自己拿不到“免死金牌”。即便如此,她们也活得蓬勃向上。佳儿继续为成千上万的粉丝制作鼓舞人心的视频,希望有一天她的内容能带来足够的收入,以赞助对儿童癌症的研究。瓦恩兰也雄心勃勃,希望在内容上继续出新并加持她的基金会。

  “当你真正明白你可能失去一切时,你反而会更想活下去,更想有所创造。”瓦恩兰说,“你会想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我是说,为什么不趁还活着干些大事呢?”

  作者后记:此文写成后,我们获悉瑞格达·耶哈已不幸逝世。在此我们谨向其亲友表示诚挚的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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